国民党上将总司令张发奎，绝对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奇葩，在他的部队中，有名有姓的共产党人有两千多名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却不管不问。
1926年。北伐军打到湖北咸宁，面前就是吴佩孚重兵把守的汀泗桥。三面环水，一面是陡峭的山崖，机枪像泼水一样扫过来，北伐军第一次进攻就倒下几百人。战场上血水混着雨水，喊杀声和惨叫声混成一片。
就在全军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张发奎把帽子往桌上一摔，吼道：“老子亲自带队！”他连夜把第36团团长黄琪翔和叶挺找来，下达了一道近乎自杀的命令：趁着夜黑，从上游最危险的激流处偷渡，然后翻过当地人都很少走的悬崖，从敌人背后打下来！
那一夜，叶挺独立团的官兵把枪和子弹顶在头上，踩着齐胸的洪水往前走。后面就是张发奎亲自督阵。他站在岸边，眼睛瞪得通红，只要有人被水冲走，他就立刻让人下去救。
第二天拂晓，当叶挺的部队突然从敌后杀出，张发奎带着主力从正面猛攻，前后夹击之下，吴佩孚的部队彻底崩溃。汀泗桥一战，张发奎和他的第四军一战成名，“铁军”两个字从此响彻全国。
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话：“蒋介石杀，朱培德赶，张发奎收。”意思是蒋介石在上海“清党”大屠杀，朱培德在江西把共产党人赶走，而张发奎却把被赶的人全都收留下来，照用不误。
1927年4月以后，国共裂痕越来越大。汪精卫在武汉“分共”，张发奎作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，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
他既不愿意像蒋介石那样大开杀戒，又不能公开违抗武汉政府的命令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“曲线救国”的办法——把部队拉到广东去，准备“落叶归根”，让这些广东子弟兵回家。
没想到，这个决定却成了南昌起义的催化剂。
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，张发奎震惊之余，迅速率部追击。双方在广东境内多次接触，却始终没有真正打成死敌。起义军南下失败后，很多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，又悄悄回到了张发奎的部队。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继续留用。
这种“睁眼瞎”的态度，一直持续到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。张发奎终于被彻底激怒，下令镇压。但即便在镇压之后，他仍然没有像其他国民党将领那样疯狂捕杀，而是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“宽容”政策。这份复杂与矛盾，成了他一生最难被定义的地方。
1937年。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张发奎临危受命，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，负责浦东一线防御。日军出云号旗舰仗着舰炮凶猛，成天对着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。张发奎气得把袖子一挽，亲自跑到炮兵阵地观测。
那天，炮兵阵地烟尘滚滚，炮管打得通红。他站在最前沿，用望远镜死死盯着江面上的出云号，突然大吼一声：“给我打它的指挥塔！”随着他一声令下，十几门重炮同时怒吼，炮弹划破空气发出尖利的啸叫，接连在出云号周围炸开巨浪。
虽未完全击沉，却把日军旗舰打得狼狈逃窜。这一幕被官兵们传为佳话，张发奎从此得了个外号——“神炮”。
抗战八年，张发奎从淞沪打到武汉，再打到粤北，始终冲在最前面。他不贪污、不置产，部队打到哪里，他就睡在哪里。士兵们都说：“跟着张向华打仗，死了也值！”
1945年9月，日本终于投降。张发奎作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，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受降仪式。那一天，他身着笔挺的上将礼服，站在主官位置上，目光如炬。
当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投降书上签字时，张发奎的嘴角几乎没有一丝笑意。
蒋介石迫于英美压力，把香港的受降权让给了英国。张发奎得知后，当场拍了桌子，在内部会议上痛骂：“香港是中国人心里的一块疤！凭什么我们流血流汗打赢了仗，却要让英国人来摘桃子？”
他没有就此罢休。回到广州后，他立刻下令：派兵包围沙面法国领事馆，逮捕藏匿的日本间谍；同时封锁粤澳边境，切断澳门的一切物资供应，强硬要求澳葡当局交出所有日本战犯和汉奸。
这一连串硬刚殖民势力的举动，让当时的英国和葡萄牙当局既惊又怒，却又拿他没办法。
张发奎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：他可以和蒋介石有恩怨，可以在国共之间保持复杂态度，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上，他从来不含糊。
1949年后，张发奎去了香港，晚年定居香港。他始终没有再拿起枪打内战。1979年，他以93岁高龄在香港去世。临终前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“我一生打了很多仗，最骄傲的，是打日本鬼子那一仗。”
信源：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抉择和历史价值——中国经济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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