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风凛冽，吹得站台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刺骨的寒冷。而此刻的北京站却是人头攒动，车站内除了年轻的男女外，还有许多前来送别的亲友们。那是1969年腊月，年关将至，许多人没有时间留在父母身边与家人团聚，只能匆匆登上前往陕北的列车。大多数上车的青年人不过十七八岁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。他们中，有人是自愿报名的，也有不少人是没有选择的。 在这群青年中，朱盼盼看起来并不特别。她身高只有150公分，已经18岁了，虽然个子小，但她聪明伶俐，口才也很了得。平时她话不多，但一开口，总是滔滔不绝。朱盼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是大学教授，身边的朋友同学也都很优秀。谁也没想到，她会在陕北的日子里，爱上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小伙子，并与他结婚，生育了三个孩子。
展开剩余71%每到农闲时，五个生产队会举行大会战，白天也好，晚上也罢，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。这时也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终于有了交流的机会，可以互相借书来看。 1973年，我遇到了潘超，爱上了这个陕北的小伙子。虽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但他做事很能干，对生活有着远远超过我这个高中毕业生的理解和见解。那时候，我对他充满了崇拜。尽管当时的同学范原华劝我不要和当地人谈恋爱，认为门不当户不对，一旦感情太深，可能会给彼此带来伤害。但我当时并不在乎，还是决定和潘超开始了一段恋情。他的妹妹潘梅像个亲人一样叫我嫂子，我也逐渐融入了他们的家庭。 我把想嫁给潘超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父母，结果遭到了他们的反对。甚至连我那些有思想的哥哥姐姐也不同意。我气愤之下，决定嫁给潘超，从此不再回北京。婚后五年，我生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孩子们的到来让我更加坚定了留在陕北的决定。1980年，我被调到了乡中心小学，这时我也有了正式的编制。 生活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丈夫在家务农，我当老师，每年也有工资，一家人过得平凡而幸福。到了2000年，我曾经的知青朋友们回到第二故乡，他们都对我的勇气表示佩服，回忆起当年的插队生活，感慨万千，也感到无比快乐，因为这段经历将伴随我们一生。 我的哥哥姐姐始终没有再和我联系，而我的弟弟却常常打电话给我，偶尔也来陕北看我。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我照顾他更多些，我们姐弟俩的感情比较深厚。弟弟曾多次劝我回北京养老，甚至说他会为我留一间10㎡的房间。 但我知道，弟弟家三代人只有两套房子，其中一套还是花钱买的，而且面积很小。听到弟弟的邀请，我决定拒绝。尽管他说会为我留一个10㎡的小房间，但我实在不愿意去住那样的狭小空间。在陕北，我有自己的窑洞和儿子给我买的房子，北京这几十年来，我几乎没有回去过，除了不适应，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感情。北京，只不过是我出生的地方。 我和丈夫一辈子恩爱，他主动让我教他识字，现在他看报读书不成问题。至于离开陕北，他从来没有想过。而且他也根本不愿意与我的家人有任何来往。在他心里，我的家人过于冷酷，哪怕再不好，也不至于断了联系。尽管丈夫一直是农民，但他心里确实瞧不起我的家人。 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很充实。有一个爱我的丈夫，三个孝顺聪明的孩子，还有一份安稳的退休金。简单的生活，平凡的幸福，回望一生，我无怨无悔，嫁给一个陕北农民，真的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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